知行合一：王阳明兵学思想管窥
王阳明曾自称“不习军旅”和“将略平生非所长”，但这显然只是自谦之词。事实情况是，他在兵学上的建树，并不亚于儒学领域。《明史》认为，“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这并非夸张之词。作为领兵作战的军事家，王阳明在镇压江西一带盗贼和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中，都率领明军取得胜利。作为“揭知行合一之说”的重要思想家，兵儒合流的特征在他身上有着集中体现。考察这一“心学化的兵学”，也可对阳明学的“行动哲学特征”有很好的认知。
一、“求善”与“去患”：对传统战争观的继承
从传世史籍中可以不难看出，王阳明曾对古代兵学经典有过深入研究，对“求善”与“去患”等传统战争观，有较多继承。
王阳明学习古代兵典的心得，集中体现于《武经七书评》。在这本书中，王守仁对《孙子》《吴子》等兵经作了要言不烦的评点，从中尤其可见他研习古典兵略的功力。例如，对《孙子》的《火攻篇》，王阳明点评到：“火攻亦兵法中之一端耳，用兵者不可不知，实不可轻发。”这样的点评，显然与孙子“非危不战”非常契合。相对于这种忠实的解读，王阳明也有自己的发挥之处，比如对《军争篇》，王阳明点评到：“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这是巧妙运用了《老子》的“不争之术”对《孙子》的“军争之法”进行解读，更突出和强调了“不争”的作用。
对于几部著名的兵学经典，王阳明也注意进行比较分析。对于《孙子》《吴子》这两部兵典，王阳明论述了其中区别：“《吴子》握机揣情，确有成画，俱实实可见之行事，故始用于鲁而破齐，纵入于魏而破秦，晚入于楚而楚伯。身试之，颇有成效。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于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在王阳明看来，《吴子》比《孙子》更趋于实用，是一部立足于实战的兵法，而且在战场上也有实际功效。至于《孙子》，虽立意更深，却不如《吴子》实用，所以就实用性来说，《吴子》更胜一筹。这个认识显然与很多人不同，体现出王阳明的独到见解。至于《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些兵书，王阳明认为，它们的价值要比《孙子》《吴子》等而下之，所以在选择品评之时，他只选择那些在他看来有一定价值的篇章。就《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而言，王阳明认为它只能算是《孙子》《吴子》的注脚而已：“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从这些评语和态度可以看出，王阳明对古代兵学经典并不是一味的盲从，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当作《孙子》的注解，稍晚时期的茅元仪也有这样的认识，不知是不是从王阳明这里受到启发。
王阳明一度将讲学宗旨定位为“致良知”。在平定叛乱之后，更是将他的全部思想凝练为“致良知”三字。这其实是基于“人性皆善”的认知。他的“求善”“去患”的战争观与此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传统战争观有着密切联系，从中继承较多，而且论述更加具体化。王阳明始终将战争视为“凶器”或“危物”，是对老子和墨子等先哲的继承。他一直认为战争是迫不得已才能使用的手段。在《平茶寮碑》中，他指出：“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
“不得已而后用”体现了他对战争的基本态度，王阳明此后还在一篇祭文中再次用到，说明他对战争的态度是一贯的。在这篇祭文中，他出于感伤，再次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沟壑？且兵之为患，非独锋镝死伤之酷而已也。所过之地，皆为荆棘；所住之处，遂成涂炭。民之毒苦，伤心惨目，可尽言乎？迩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抚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无可剿之罪，于义在所当抚，亦正不欲无故而驱尔等于兵刃之下也......”既然是迫不得已才发起战争，王阳明更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平息纷争。比如就叛乱而言，他更主张安抚，而不是立即发起征讨。在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的一份奏疏中，王阳明详细论述了征讨战争的“十患”与政治安抚的“十善”。很显然，“十善”与“十患”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立即看出他对战争的态度，那就是“求善”和“去患”。
什么叫“十患”呢？王阳明总结为这样十条：“伤伐天地之和，亏损好生之德”；“兵连不息，而财匮粮绝”；“溃散逃亡，追捕斩杀而不能禁”；“百姓饥寒切身，群起而为盗”；“益狂诞而无所忌”；“惨毒可忧，尤有甚于饥寒之民”；“百姓连年兵疲，困苦已极”；“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间伏忧隐祸，殆难尽言”；“为边夷拓土开疆”；“变乱随生，反覆相寻，祸将焉极”。
既然发起征伐战争有此“十患”，所以在他看来，“今日之举，莫善于罢兵而行抚”，更何况安抚之举存有“十善”。那么“十善”包括哪些内容呢，王阳明总结如下：“活数万无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远夷荒服无不感恩怀德，培国家元气以贻燕翼之谋，其善一也。息财省费，得节缩赢余以备他虞，百姓无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归之愿，而免于疾病死亡脱锋镝之惨，无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时耕种，不废农作，虽在困穷之际，然皆获顾其家室，亦各渐有回生之望，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其善四也。罢散土官之兵，各归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杀之威，而无所恃赖于彼，阴消其桀骜之气，而沮慑其僭妄之心，反侧之奸自息，其善五也。远近之兵，各归旧守，穷边沿海，咸得修复其备御，盗贼有所惮而不敢肆，城郭乡村免于惊扰劫掠，无虚内事外，顾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馈运之劳，省夫马之役，贫民解于倒悬，得以稍稍苏复，起呻吟于沟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释兔死狐悲之憾，土官无唇亡齿寒之危，湖兵遂全师早归之愿，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遗民得还旧土，招集散亡，复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长，彼将各保其境土而人自为守，内制瑶、僮，外防边夷，中土得以安枕无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诚心悦服，不须复以兵守，省调发之费，岁以数千官军，免踣顿道途之苦，居民无往来骚屑之患，商旅能通行，农安其业，近悦远来，德威覃被，其善十也。”
王阳明在详细论述发起征伐战争的“十患”之后，又总结出推行安抚政策、避免陷入战争的“十善”，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究竟应该如何取舍，已经一目了然。
在对战争的危害性进行深入分析之后，王阳明担心仍然无法说服皇帝，继续基于利害关系对其进行深度剖析。他指出，之所以有人积极主张发起征讨战争，是因为他们心存“二幸四毁”之念。所谓“二幸四毁”，王阳明总结为：“下之人幸有数级之获，以要将来之赏；上之人幸成一时之捷，以盖日前之愆；是谓二幸。始谋请兵而终鲜成效，则有轻举妄动之毁；顿兵竭饷而得不偿失，则有浪费财力之毁；聚数万之众，而竟无一战之克，则有退缩畏避之毁；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议，则有形迹嫌疑之毁；是谓四毁。”在王阳明看来，由于存在“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毁惕于其外”，所以会造成很多人“宁犯十患而不顾，弃十善而不为”。这当然会造成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出现，理应努力避免。
王阳明之所以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无端发起战争，是因为他切身经历了战争，亲眼目睹了战争的危害。在他看来，战争是否发起，要进行得失衡量，要进行利害比较。如果可以通过招抚等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就一定努力去争取，切不可将百姓推入战争的火海之中。也就是说，战争一定是最后的手段，而不是最佳的手段，只有到了迫不得已之时才能使用。
二、“严守乘弊”的备边思想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大明王朝已经在拖着日益沉重的步伐缓慢步入衰落期。此时的明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谓内忧外困。作为忧国忧民的儒者，王阳明深入思考对策，认为第一要务是“备边”，消除边陲之患。所以他上书朝廷《陈言边务疏》，积极为整饬边务建言献策。
至于“备边”的主要措施，在他看来，关键是这样八条：“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表面看是八条建议，实则是从四个方面出发，全面阐述了他的备边主张，阐发了消除边患的措施和策略。
王阳明首先强调的是人才队伍建设，即“蓄材以备急”和“舍短以用长”。这就是说，不仅要重用人才，而且要做到用人之所长。所谓“蓄材以备急”，就是强调加强人才储备。王阳明认为，“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也就是说，能不能得到足够多的人才，能不能重用人才，是胜败的关键。他接着以南宋为例，说明人才的重要性。当时南宋偏安江南，既有宗泽、岳飞、韩世忠这些武将，也有李纲等人为相，尚且不能制止金人南下，大明王朝一统天下，疆域更加辽阔，如果不能做好人才储备，万一遇到虏寇长驱而入，则无以御之。那么，如何选拔人才，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呢？王阳明也有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选拔“文武兼济之才”，因为武举仅可以得到“骑射搏击之士”，得不到那些“韬略统驭之才”。那些公侯之家教读出来的读书人，也不过是虚应故事，无所裨益。所以，他建议改革选拔人才的制度，把那些“文武兼济之才”选拔出来，既“习之以书史骑射”，也“授之以韬略谋猷”；至于兵部的官员，自尚书以下，包括侍郎在内，都要每年更迭，派出去巡边，了解边情：“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无不深谙熟察于平日”。王阳明认为，只有在平时做好人才储备，发生紧急情况时，才可以从容应对。有了人才，还要注意使用方法，尤其是要做到“舍短以用长”。王阳明认为，人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他还以吴起、陈平等名人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使用人才时，一定要做到用人之长，这就是“使功不如使过”的道理。
第二是军备物资的储备和保障，即“简师以省费”和“屯田以给食”。所谓“简师以省费”，就是实行精兵政策，减少军费开支。孙子指出：“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兵作战，耗费巨大，如果在北部边境与敌军作战，则消耗更大。所以，王阳明认为只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这正是“兵贵精不贵多”的道理。在王阳明看来，按照当时的规模计算，一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即可，只此便可省减无穷之费。除了精简部队之外，王阳明积极主张“屯田以给食”。他借“兵以食为主”的道理指出，边境戍边需要“边关转输，水陆千里”，这正是孙子所说的“国之贫于师者远输”的道理。要想减少军费开支，更好地解决边境官兵的吃饭问题，就要让那些没有戍边任务的非战斗部队积极参加屯田，令他们“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在王阳明看来，这虽然未必能彻底解决边境部队的补给问题，但也至少可以降低军费开支，是万全之长策。
第三是加强军队的管理，也即“行法以振威”和“敷恩以激怒”。在王阳明看来，当时的明军在部队管理问题方面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王阳明列举李光弼、狄青等名将治军的例证，说明从严治军的重要性。所以，他建议皇帝，必须要对那些坐失战机的人从严治罪，以严格的军法服众，如此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王阳明主张，在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也要提高对士卒的奖赏，多关心边关将士的疾苦，此即“敷恩以激怒”。他从引用《孙子兵法》“杀敌者，怒也”一句入手，认为明军前方失利、士气消沮之际，尤其要注意激发军队的士气。至于如何激发部队的士气，需要真正关心士卒的疾苦，包括其父母子弟的疾苦，对于死难将士，也要加强抚恤，这样便既可以让“死者皆无怨尤”，也可以让“生者自宜感动”。在此基础上，再挑选强壮之士，“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进一步做好赏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