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司令的时光剪影

从留级纨绔到物理巨擘，与诺奖擦身而过他是有憾的，赤诚丹心科学报国他是无憾的。在新中国初期的波诡云谲中，他是为犁铸剑的核司令，新时期的和平发展中，他是伏枥耕耘的老骥。

2018年11月1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17年八一勋章获得者程开甲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

对于这位老人，许多人都很陌生，因为他曾藏身死亡之海罗布泊20多年，其名字与工作都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今天，这些信息已然解密，那么，让我们一起揭开被风沙掩埋的历史，走近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核司令。

从留级纨绔到有志青年

程开甲生逢1918年的乱世中国，出生前一天，商人祖父去世，7岁丧父，9岁时生母出走。家庭的重大变故，让他的性格变得叛逆。小学二年级时，因为不好好学习，他被留级三年，绰号“年年老板”，但这并没有唤醒这位纨绔子弟。12岁时，他 偷拿了家里的钱跑到上海吃喝玩乐，钱花光后露宿街头，家人找回他后将其痛打一顿。

痛定思痛后的程开甲发愤图强。初中二年级，他开始崭露头角，在数学、物理和英语等科目上大放异彩，还广泛阅读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詹天佑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传记，萌发了要当科学家的想法，并把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作为人生榜样。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4位教授严格的数理学习训练和科学精神的训练。在学习的过程中，王淦昌告诉他，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紧跟前沿，抓住问题，扭住不放。

在浙大的本科四年，为了躲避日本的侵略铁蹄，浙大搬迁了7个地方。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程开甲的书本、笔记、衣服、被褥，都在1939年的一次日军空袭中化为灰烬。

中华之大，竟容不下一方课桌。但这一次，战火硝烟与颠沛流离并没有击垮少年程开甲的意志。山河破碎的人间惨剧与科技落后的现实，让全体师生更勤奋治学。

与诺奖擦肩而过

1941年程开甲毕业留校，任物理系助教，并从事相对论和基本粒子的研究，完成了多项重要研究。1944年，他完成了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该论文提出了一种新介子的存在，并计算给出了新介子的质量为205个质子质量。王淦昌对此十分支持，并推荐给当时访问湄潭浙大的李约瑟博士，李约瑟看了很高兴，亲自对文稿修改润色转交给狄拉克教授。狄拉克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了，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使文章未能发表。

后来，这方面的实验成果于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当年粒子质量的计算值与实验所测基本一致，他对自己没有扭住不放感到遗憾。

热血寻梦渡鲲洋

1946年，经李约瑟的直接推荐，程开甲远渡重洋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一见面，玻恩就要求他每天去办公室交流20分钟，还常让他一同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分歧，还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

程开甲（后左一），玻恩（前右一）

在导师的指导下，程开甲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并于1948年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

1948年，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连大会主持人、著名物理学家泡利都无法裁判。当玻恩听到此事，非常高兴，跟他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

赤诚丹心 科学报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程开甲婉拒导师玻恩的挽留，毅然放弃英国的优厚待遇和研究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回国的行囊里，除了给爱人买的一件皮衣外，全是物理学书籍和资料。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祖国最需要的。

踏上久别的故土后，他直奔母校浙江大学，成为物理系教授。之后，他又任教南京大学物理系。1959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物理学专著《固体物理学》。

很快，回国的平静被打破了。1960年3月的一天，程开甲正在实验室忙碌，外面传来的同事喊声打破了他的全神贯注——“程教授，快去一趟校长办公室。”时任浙大校长周荣鑫开门见山对他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借调你，明天就得报到。”

自此，这位物理学教授的命运发生改变。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神秘地“消失”了，他告别耕耘十年的杏坛，调任二机九所，投身中国核武研制事业。

死亡之海 东方惊雷

1960年，苏联专家突然撤走，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全面陷入巨大困难中，此后，既有许多攻坚克难的世界首创，也发生了许多趣事。

中国核试验基地，罗布泊马兰红山基地，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测算核试验

程开甲潜心研究，往往半夜刚躺在床上，只要想到一个思路，他就马上爬起来，把问题理清楚了再躺下。那时候，中国研制原子弹条件艰苦到以算盘、计算尺和仅有的手摇计算器来处理大量的数据，经过无数次的研究、推算、验证，程开甲在国内首次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的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的数据。而程开甲领导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1700多台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程开甲给了总指挥张爱萍一个肯定的回答：“这次爆炸是核爆炸，爆炸当量为2万吨。”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拿到数据呢？这个问题转换一下，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何种方式爆炸？

程开甲经过分析研究否定了原定的空爆方案，设计了“百米高塔爆炸”方式，确保了中国首次核试验可控可测。

还有一次，周恩来听取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安全问题汇报。周总理问：“投弹飞机安全是否有把握？”在场的空军副司令指着程开甲说：“是程教授计算的。”周总理将目光转向程开甲，他肯定地点了头。周总理看到程开甲点了头，也重重地点了头，表示他放心了。

验算数据的趣事

那段时间为了能尽快取得原子能技术的突破，程开甲脑袋里想的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排在他后面的邓稼先笑着说:“老程，这儿是食堂！”

核爆炸试验现场（左三为程开甲）

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程开甲一直工作、生活在核试验基地，在西部大戈壁滩上隐姓埋名20多年。参加核武器研制的20多年间，他虽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核武器试验的开创者之一，还参与缔造了一个成为中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的核试验基地，建立了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这里先后培养了十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创造2000多项科技成果，极大地填补了国内空白。

老骥伏枥 壮心耕耘

1984年，考虑到程开甲年岁已高，组织将他调到北京，任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顾问。由于工作职责的变化，他的科研工作也发生变化。一方面，他在抗辐射加固和高功率微波领域努力；另一方面，他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谈起晚年的创新成就，程开甲感慨地说：“我只是希望，我的建议、我的研究，能对我国的武器装备发展起到作用。

撰写论文

程开甲科研上还具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作为一名学者，他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各种学术讨论中，他与自己的上级争执过，与自己的同行争执过，与自己的下级争执过，在他的心中，没有权威，如果有，也是“能者为师”的学术权威。一次争执后，他诚恳地对普通技术员说：“我向你们道歉，上次的讨论，你们的意见是对的。”后来回忆往事接受采访时，程开甲带着几分遗憾说：“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但总理交给我学普通话的任务却没有完成。”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17年八一勋章获得者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成就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两弹一星的历史意义与文明贡献

程开甲曾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做到了。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在内的多次核试验，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功勋。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波诡云谲。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两弹一星的问世成功地帮助新中国抵御了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打破霸权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

从技术上说，两弹一星最初指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近些年，随着认知的进步，修正为指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核弹包括了原子弹和氢弹。因为威力再巨大的弹药，纵有战略级的杀伤力和威慑力，如果离开了能突破对方防御的运载工具和为目标选取与定位、为运载工具运行提供指引的人造卫星，也只是个摆设。

从博弈论角度说，两弹一星使中国具备了跨期打击的博弈实力，以核威慑打破了打破霸权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可以说，没有两弹一星，今天的中国很可能沦为遍地焦土、民不聊生的索马里、阿富汗或是叙利亚。

从人类文明角度说，“两弹一星”的，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与标志性事件事宜，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响。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实验。当晚，我国政府发表郑重声明：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授勋前过世(7人) ：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授勋后过世(12人) ：钱学森、吴自良、陈芳允、杨嘉墀、彭桓武、朱光亚、黄纬禄、王大珩、屠守锷、陈能宽、任新民、程开甲。

现在仍在世(4人)：王希季、孙家栋、周光召、于敏。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在内的诸多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悲剧，既令人痛心，也令人警醒与深思。

作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程开甲知行一体，为犁铸剑，老骥伏枥，壮心耕耘，体现了身为军人和知识分子的程开甲的担当。这和那些出不了成果却假冒教授头衔招摇撞骗、花钱买成果买出版、别有居心胡乱翻译死不认错、或是写几篇只能躺在冰冷数据库里的低水平论文评职称、培养粗糙利己主义者的腐草毒草、拿来主义的所谓盗火者传火者护火者判若云泥。腐草荧光，永远无法与日月争辉。

斯人虽逝，但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是后人前行路上的永恒道标。

后记

正是前人的付出，才有人类时隔40年再度访问火星。当今时代，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有一颗好奇之心，都对科学充满想象和兴趣。当城市小学生在科技馆看着高端的科技产品、把玩着高科技玩具，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却在玩泥巴。科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简单的放大镜、望远镜，便能让他们喜笑颜开，跃跃欲试，想要将世界一探究竟。

在农村，有这样的一群孩子们，科技馆只是他们认知世界中的一个名词，这严重影响着他们对科技的了解与认知，但是发明家、科学家的梦想并没有在他们的心中消失，因为这群孩子同样有着过人的天赋、聪慧的大脑、勤学的态度，却因无法近距离地接触到科技与知识，无法放飞自己的梦想，不得不任由梦想与现实渐行渐远！

如果我们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科学平台，带给他们科学启蒙，他们的人生也许就会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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