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信无恶?

如果有人告诉你：某人被杀而且被凶手吃掉了！你的第一反应想必是：不信！世上不可能有如此残忍之事。我不知道，抱同一看法者有多少。但能肯定的是，世上有许多恶事、恶行、恶人，因远远超出常规想象，而令人难以置信，因而大大降低了社会的谴责。这一事实有十分深远的后果。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在风闻某些恶行时，我们是宁信其有，还是宁信其无？ 这并非一种无聊的设问，也不是什么书斋空谈，而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纳粹之恶

纳粹之恶在广泛流传80年之后，在全世界的所有媒体长久万炮齐轰之后，今天似应没有半点质疑之声了。其实不然。像伊朗内贾德这样的穆斯林，就坚决不相信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们的大脑结构已经如此，或许500年之后都会这样说，奈何？但对于纳粹的某些恶行，一些似乎完全不应抱成见的人，也可能将信将疑——我就常常不免这样想！人的阅历都十分有限，总会有一些事情既远超常识，也远超想象，对之难以置信，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文献记载了纳粹的如下一些恶行：

纳粹曾经这样处置战俘：置办两个近于人身高的大桶，其中灌满冰水，然后将两个被俘的军官投入其中浸泡，直至看到他们慢慢咽气。这要算残害人、折磨人的顶级发明了。问题是，纳粹会认为有此必要吗？那时德军绝不清闲，即使不在乎杀几个俘虏，恐怕也不太有耐心费时费事去想歪点子折磨人。

据说纳粹还进行了如下试验：在高空用降落伞将战俘投下，使其落地时冻成冰棍，然后立即将其塞入被褥中，并派专职女性陪睡，女人用自己的体温使战俘慢慢苏醒，直至完全恢复正常、甚至发生性爱。试验的目的是测试人体对于低温的承受力，以便将试验结果用于拯救德国飞行员。纳粹在这种试验中虐待战俘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问题是，他们到哪里去找这种志愿的德国女性呢？即使有人愿意干，我相信德军的上级也未必批准这种项目。德军固然残暴，却有珍惜荣誉的普鲁士传统，未必肯干一些并非十分必要的荒唐事。

当末日临近时，希特勒打算彻底摧毁德国，给胜利者留下一片完全的废墟。他指令军备部长施佩尔执行这一计划。因为惮于后果太严重，施佩尔最终没有真正执行这一命令。这件事颇为蹊跷，未必完全属实。希特勒有这种设想并不奇怪，他就是一个不顾后果的狂人，绝不会关爱战后幸存的德国人。但像这样规模巨大的破坏计划，其准备工作之艰巨远超想象，根本不是少数几个人执行得了的，更别说要秘密地进行了。这件事的唯一证人就是施佩尔，他是在编故事，用以证明他最后拯救了德国吧？施佩尔并未上绞刑架，只服了20年刑了事，这有“拒绝炸毁德国”这一因素在吗？

我不想说，上述恶行都是无中生有；但在今天估计其可信性时，不妨说“可信”与“不可信”这两种选项都不失理由，并无绝对的理由排除其一。

克格勃之恶

克格勃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有多恶劣，从一件事就足以看出来：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人神秘丧命，而且其人与俄罗斯有所关联，那么人们不假思索的结论就是：这一定是克格勃干的！要人们不这样想，恐怕得克格勃再花一百年展示干净形象之后！

上述事实的推论似乎是：克格勃是一伙专门干暗杀勾当的黑帮！其实，这并不合符历史——在历史上，克格勃的主要罪行并非暗杀，而是替斯大林实行那些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斯大林故去后，克格勃的恶行实际上至少减少了95%！但克格勃的公众形象并未因此而改善。这是因为，它过去的许多恶行是在黑暗中干的，公众并不完全知情；而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公众的要求也更高了。

因此，今天的克格勃仍然像一个并未改恶从善的恶棍！

尽管如此，在人们诉说克格勃又干下什么时，平常的思维仍然难以置信。

据传说，克格勃干的最后一件大事是“谋杀了斯大林”：克格勃首脑贝利亚，在得知斯大林在他的别墅中风之后，故意阻扰医生前往抢救，拖延时间，直至让斯大林在痛苦挣扎中慢慢咽气。这件事确实扑朔迷离，各家说法不一，许多年后都将是侦探小说家的素材。在理论上，贝利亚不缺谋杀斯大林的动机——可以说当时的苏共高层全都有这种动机，因为极度的恐惧使每个人都忍受不下去了。但这种连想一想都让人发抖的事情，实在匪夷所思；说贝利亚一个人谋杀了斯大林，恐怕也难以置信。

或许我有一种成见，觉得克格勃的人毕竟生活在东正教文化中，看起来也一个个衣冠楚楚，可能不惮于杀人，但也不至于干一些太下作的勾当。让我这种信念受到考验的是，克格勃在“莫斯科大审判”中的所为。当然，克格勃之所为是面上看不到的，但后来披露出来的历史记述还是接近于事情的真相。“大审判”的受害者大多是苏共的高级官员，这些人多半蹲过沙皇的监狱，都是些不易屈服的汉子。不过，在碰到特别的硬钉子时，克格勃有的是绝招，绝招之一是当场提上犯者的妻室儿女；就有克格勃的人当着犯者的面强奸其女儿，面对此情此景，最硬的汉子要不崩溃大概也是不可能的。

在今天看来，克格勃之恶似乎已经无可置疑。但我仍然保持本文的基本信念：即使那些最难置疑的恶行，也不妨将其可能性置于两可之间。除了逻辑的理由之外，或许更值得考虑人性的理由。承认某些恶实在超乎最大胆的想象，至少将减少纵恶的可能。

上述形似对纳粹与克格勃之恶的某种辩护，这当然是最敏感的话题。我无意替纳粹与克格勃开脱；我只是强调，那些最荒唐的恶行实在难以置信。恶之有无，基于事实；信与不信，则还关乎人性。如果主张人性难以接受那些太不可思议的恶，这是一种迂腐成见吗？

文革之恶

鲁迅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中国人！我想，此话尤其适用于文革期间的中国人。确实，在文革期间那些疯狂的暴徒会干出什么恶行来，就是最大胆的想象都不过分。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文革之恶”至今都超乎人们的想象。

读史书读到某人“死于乱棒之下”时，通常不以为意，多半一晃而过。文革的事有些就是亲身经历，离今天也不远，这才引起认真思考：被“乱棒活活打死”究竟是什么滋味？起初，我本能地拒绝思考这一问题；后来又顽强地拒绝相信：棍棒也能打死人！而且想象自己有朝一日遭难被打，一定要挺过来；人的生命力不致太脆弱，怎么能挨几下子就没了呢？但今天不再有人怀疑：在“红八月”中，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就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常识让我难以相信：那些并未上过战场的花季少女，对于一个无冤无仇的女性，而且多半曾关爱过自己的长辈，怎能忍心下手打出那致命一击？我常常在一些设想中躲避这一尖锐问题。但至今都没有遇到一个可躲避的途径。如果有人能告诉我：有迹象表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发作，我一定会第一个相信！卞仲耘不过是文革中千千万万被打死的人之一，要能够直面文革的恶，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力！

今天的年轻人多半没有这种承受力。我曾经尝试给年轻人讲述一点点文革的恶，但几乎无例外的回应就是：不相信！以致我不可能再讲下去。我并不为此而不快，反而颇感欣慰。要这些年轻人动手去打死一个活生生的人，能不克服更大的心理抗拒吗？

发生在北京大兴、湖南道县及广西等地的大屠杀，是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在谭合成的研究专著《血的神话》出版之后，“大屠杀”就不再被看成夸大其词的传闻了，书中那些血淋淋的数字是作者一个个核实，且经官方史料核准的。尽管如此，常识仍然不能相信：对于一些完全无辜且并无个人仇怨的人，对于那些多半天天见面的邻里乡亲，包括许多老弱妇幼，怎么能忍心去用冷兵器亲手杀死呢？在1967年夏大屠杀消息零星传来时，我只当是谣传。有一天传说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已经遇难，我还是将信将疑；直到看到召开追悼会的海报，才再没了怀疑的余地。

我们这一代人侥幸躲过了许多劫难：没有在1960年饿死、没有在1966年丧生于乱棒之下、没有在1967年被杀……，该多谢天公庇护！但天公再大慈大悲，也不能庇护人们免受骇人苦难的心理冲击。在苦难发生之后坚决不相信，实在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

发生在道县的大屠杀已经没法不相信了。对规模更大的广西大屠杀所知不多，也就乐得当做没那回事。后来听说，广西的杀人者甚至吃死者之肉，将人的心肝当做“下酒菜”，就只剩下毛骨悚然，没心思去想象可信不可信了。就增进个人知识而言，文革无任何价值可言；但在锻炼想象的勇气方面，文革使所有人都受益匪浅！经历了文革之后，再听到什么逞强凌弱、剪灭无辜、杀人越货、谋财害命一类的恶行时，就不再一概不信了。但这种相信有益吗？

宁信其无

如果某件现实的恶，人家干都干了，而你却还在嘀咕：这种事情应当没有人肯干或者敢干吧？如果你就是不肯相信，那么，他人该如何评价你呢？难道不会说你天真幼稚，或者孤陋寡闻，没见过什么世面吗？背负这种恶评，你不认为是一种耻辱吗？

至于我，则从不担心这种羞辱！这有什么好羞辱的，无非是被人说有点冥顽不灵，就是不肯相信一件别人都已经信了的事。本来应该不信人家在作恶时还会有所保留，而你却天真地信了，居然真的相信：只要是人，总该还有一点天良在！这不是将人想象得太好了吗？这不是幼稚的轻信又是什么呢？就算是轻信，就认了吧！不是有伟人说过：世上最可原谅的缺点就是轻信（马克思语）吗？
无论是否有什么名人说过，我就是坚决主张：

对于那些殊难置信的恶，宁信其无！

对于恶宁信其无，而不是宁信其有，当然有其害处，这就是容易对恶势力抱有天真幻想，乃至丧失警惕，易遭他人暗算……。

如果对于恶行，大多数天下人都宁信其无，都有几分天真幼稚，都不愿意相信人性会如此黑暗，以致干下最不可想象的滔天恶行，那么又会如何呢？对此，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坏，而恰恰是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以说：这个世界毕竟还没有坏透！还不至于：所有人都认定干坏事就是理所当然！

在那个罪恶的“红八月”，当打死人的消息传来时，如果人们都说：这没什么，把人打死很正常！你不会觉得恐怖之至，感到说这种话的人随时都可能“将大刀朝你头上砍去”吗？

对于恶宁信其无的人，对于善恶的取向更可能持有健康、正义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决定取舍时，更可能保持一定的底线，更不可能因为贪图小利而去作恶。因此不妨说，你会比较放心地将这类人排除在潜在行恶者的范围之外。如果这种人很多，当然是社会的福音。

那些不肯轻易相信恶的人，更可能具有内心的善，更可能对恶行说不，即使是最微弱的嘀咕，只要这种声音足够多，就可能汇聚成怒吼，对恶人恶行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从而改变那人心的天平。

如果你接受这些理由，就不致怀疑“宁信其无”的正当性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的社会现实并非如此。今天的危险，倒不是天真的人太多；恰恰相反，而是“完全看透这个世界的人”太多了！今天，你能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完全说出口的话就多了：天下人哪个不想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哪个不是阳奉阴违、暗箭伤人；哪个在乎告密栽赃、踩着他人往上爬……。

如果这些都是事实，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恐怖吗？

你宁愿生活在一群老谋深算、处处设防的人中间，还是宁愿生活在一群天真无邪、不脱童心的人中间呢？

几年前，一个熟人刚升处长就捞到一个机会，去美国参观考察。回国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佬蠢得很！我完全相信；岂止是美国佬蠢得很，而且欧美人都蠢得很；就是港台人，在大陆人看来也有几分蠢。我相信，处长所称的蠢人也包括那些天真地“宁信无恶”的人；但不包括钱理群所称的“精致利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