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复兴

在官员们看来，再没有比“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振奋人心的口号了。“民族的复兴”就是“人民的复兴”、或者更接地气一点就是“民间的复兴”吗？然而，“民间的伟大复兴”，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堂而皇之的“正能量”口号。在直觉上，“民间”不可能对等于“民族”；无论词义上与习惯上，民间都是与官方对称的。民间不就是老百姓，低下之至、鄙俗之至，也配“伟大复兴”吗？至少，迄今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官方宣示。但细心的观察者却实实在在地发现，现代化进程所伴随的一个静悄悄的强劲潮流，正是民间的复兴！对此，你究竟该额手称庆，还是疑惧难消呢？

恭喜发财

“民间复兴”首先表现在民间经济的复兴。在国有经济的独占统治实行数十年之后，还有“民间经济”这回事吗？

你不妨回顾一下：在文革结束之际，无论在印象上还是在事实上，还留下多少“民间经济”的痕迹？如果它在人们记忆中还有一点存在，那也是已经声名狼藉的“资本主义尾巴”，它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利刃割过无数遍了，焉望幸存？如果你有幸目睹该尾巴的真容，那也不过是路边卖鸡蛋的小贩、沿街叫卖的货郎、修锁补锅的工匠……，那都是国有化的拥趸们不屑一顾的边缘人物，称之为“资本主义尾巴”都太抬举了。这样一些下里巴人还能抬起一个“民间经济”？那时如果还有所谓民间经济，其状况就不过如此，很少人意识到，它应当占有合法的生存空间，更无人想到仅仅数年之后，它居然占去了中国经济天空的半边天！

经济天空的风云突变迅速改变了这一切；而驱动风云突变的，竟然是一个鄙俗不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口号：恭喜发财！

就是那个每年春节贴在各家门上的“恭喜发财”，它可是我们的真正国粹，没有人不耳熟能详。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是全世界最具经济潜力的国度！在世纪之交实现经济起飞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谁叫俄罗斯人不懂得、更不崇尚恭喜发财呢？

但再强的发财欲望也不足以启动一个经济狂潮，还需要有一个开启闸门的人，此人就是邓小平！他今天仍被一些人称颂，也被许多人咒骂。颂之者誉其为“总设计师”，而这却是不当之誉。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设计，不过是将曾经处处标示的“不准”二字，改成一个“准”字而已。就是这一字之差，构成了两个时代的分界。称邓小平为“开启闸门者”，岂不比“总设计师”更好！

今天那些誉满全球的民间经济大佬：宗庆厚、马化腾、刘强东等等，岂不都仰赖大人物开启闸门的临门一脚！然而，即使是邓小平本人，当初也不会想到那扇神奇的闸门会放出这许多江湖好汉。而在闸门开启之际，小心探路的不过是一些逐利的宵小之徒：小岗村的庄稼汉以及年广久、牟其中之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一个时代的弄潮者，是真正开天辟地打天下的人；他们正是范蠡、欧冶子、盛宣怀、卢作孚等商界豪俊的当代传人。

此后，民间经济岂止是复兴，而是真正崛起了！但正是这崛起二字成了企业家们的难以承受之重。民间企业家确实奋力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但在固守传统的官方人士看来，这岂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失去了半边天？一旦事涉天下，就有人不再释怀，于是就有了训诫、罚款、索捐、参股、兼并、收购、没收……，这些，还在70年前就驾轻就熟了，今天不过是重操老刀罢了。只是这样一来，那个让人振奋的“复兴”，岂不将灰飞烟灭、成为泡影？

琴棋书画

谁管着文化？岂不是文化部，至少是满腹诗书的文化精英？典型的中国思维莫能越此窠臼。然而，不说西方各国，就是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文化却主要是一种民间活动，官方或者宫廷无与焉。只是，这已不再是现代中国的国情。今天盛行的是“领导一切，管理一切”，国家权力放不过涉及意识形态的一切，尤其是文化。民间也想插足文化？你配！在极左年代，文化更是官方的禁脔，民间不可能擅越，即使表达一点关切也是动机可疑的冒犯。

只是，官方一统的文化天空过于苍白，极端时期的惨况达于极致：偌大一个国家竟然仅剩下8个样板戏装点门面！该将彼时的文化部长投入监狱吗——文革后那个文化部长确实进了监狱，但不是因为渎职而是因为投靠四人帮！只要废了天下的文化人——这正是文革的第一要务——任何人当文化部长都不可能造出文化来！

文革毁灭文化竟然如此彻底、惨烈，复兴文化自然成了文革后的当然任务，而这主要得寄望于文化人的创作热情。依据自然的逻辑，文化复兴首先成了民间复兴。效果如何？首先来看看某些事实。

文化不是经济，似乎不是市井小民都能插手的。其实并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化活动之盛，说是“雨后春笋”亦不为过。活跃于文化天地的，既有专家名流，亦有文化界新秀，也有普通文化爱好者，何止成千上万！如此庞大的人群，汇成了真正的洪流。

其驱动力来自何处？简言之：利益与兴趣而已；文化创作者的利益与兴趣，就在琴棋书画之中。利益与兴趣就不曾驱动文化官员吗？问题是，即使文化官员都是文化精英，他们能有多大力量，足以撑起一片文化天空？而千千万万文化创业者的合力，该有多大，就远超寻常想象了。

用不着去详尽统计：文革之后创作了多少小说、戏剧、诗歌，生产了多少影视剧，创作了多少绘画、雕刻等等。我敢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间人士的自发创作；而密室中策划的奉命之作，肯定不是主流。这一事实的最好证明就是：文化官员愈来愈频繁地发出警告：该管一管文化市场的一片乱象啦！乱象者，实繁荣之谓也！

毫无疑问，今天的文化产品提供者，主要是分散化的个人——更准确的说法就是民间社会！但说今天的文化就是“民间文化”，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问题在于，即使个人自发制作的文化品，其精神要素与风格规范，也难脱官方规定的窠臼。但如此博杂的文化产品中，不可能不潜藏着民间文化，则是毫无疑问的。况且，文化创作者的大多数，毕竟是不拿国家工资的人。不将文化百花园的繁荣主要归功于民间，就不公平了。

婚嫁丧葬

习俗似乎永远属于民间，不是官方能够予夺的东西。数千年来，无论王朝如何兴亡更替，民间习俗似乎少有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或许是历代君王气魄太小，少了些改天换地的气概，乃至成就不了移风易俗的伟业。进入现代史之后就大不同了。1950年代的流行语正是“移风易俗”，1960年代的流行语是“斗私批修”，文革年代则是更凶猛的“横扫四旧”……。那个年代的官员，就是以重塑天下的气魄，来重新规范婚嫁葬丧之类的习俗。

迭经改造的习俗如何了？还配得上传统赋予的那些褒词，诸如淳厚、敦穆、祥和等等吗？如果是，那当然值得朝野共庆；如果不是，如果古风不再，世风贪鄙、暴戾、粗野，那么还有复兴之日吗？

可见，“习俗复兴”也是有意义的话题；当然，它只能是一种民间复兴。官方或许有意于移风易俗，但终究不可能全部揽下事涉婚嫁丧葬的种种俗务，多半也没有这种兴趣。这样一来，民间的种种创意就出来了。此中土洋兼有、雅俗共存，甚至无奇不有，洋洋大观，将来一定是某个大型民俗博物馆的珍藏品。

这些，都让人们大饱眼福。不妨只提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国内旅游时在各地看到，新建的庙宇有如雨后春笋，香火之旺，足以装点出一个太平盛世。两种不同反响都很强烈：欢迎者盛赞传统归来，雅俗共享；而批判者则称四旧复辟，鼓吹痛加扫荡！

乡规民约

如果说，在民间蕴积着经济、文化、习俗自我发展或者稳定维系的巨大能量，足以驱动社会自动发展、强化自身，实现整个社会的复兴，那么，在政治领域民间是否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去推动“治理的复兴”吗？坦率地说，对此我不能不持有高度的怀疑，因为“治理”完全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似乎离不开官方的管控。然而，经仔细考察之后不能不确认：治理在民间的复兴，至少已露端倪，其深远影响或许更加不可估量。

就是在学界，也只有不多的人士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其实有相当发展的自治传统，这一传统显著降低了一个超级帝国的治理成本，让专制王朝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变得可行。具体说来，依靠底层乡村社会的自治，帝国权力系统得以延续到最底层，乃至真正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历来高度依赖乡绅、社会贤达之类的民间力量，这些人成为底层社会中的最具活力者。底层治理体系，只是国家权力系统的一个高度简化的复制，它具有廉价、灵活的特质，得到朝廷的高度认可。与国家法律相当的，是便于在乡村运行的“乡规民约”，它有效地凝结了民间的智慧与影响力资源，称之为我们先人的重大发明，亦不为过。

可惜，如此珍贵的智力遗产，却被气盖山河的大人物废弃，而且彻底粉碎了。这当然是新时代的治理哲学使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然而，其后果却惊人地严重，而且延续至今，多半还将遗患于未来！今天底层社会的乱象，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与忧虑；有人甚至在呼唤“乡绅的回归”！

当然，原来意义上的乡绅是不可能回归了，但今天确有某种东西在回归，它就是某种更新了的乡规民约。对于今日治理体系的失望，促使仍然向往健康生活的乡民自发组织起来，订立适合当地具体条件的章程或者公约，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这种“乡规民约”不免粗糙简陋，但适应低文明水平下的乡村社会，则是无疑的。

可爱的乡亲们在干什么来着？他们岂不是在一个文明时代重复千年之前的先人，建造底层治理的构架。今天是21世纪啊，现代文明所积累的治理文献岂不车载斗量！为什么一定要去吸取祖上的故智呢？这份悲哀，该会让多少人叹息！须知，“乡亲们”别无选择，他们即使懂得并且愿意，能够去抄下现代治理理论中的条文吗？那些都是被禁止的西方邪说啊。

或许，基于乡规民约的治理试验，今天还只是星星之火；但没有理由断言，它不会扩大为燎原之火。倘如此，就不妨说，乡村治理的某种影响深远的复兴已经开头了！可惜，今日之官方，远没有古代朝廷那种眼光与气度；他们不太可能支持任何形式下的乡村自治——官方只会有深深的忌惮，它会不惜代价地浇灭任何星星之火。

看来一项近乎纯粹的民间复兴——纯粹由民间力量驱动的底层治理试验，其前景并不十分美妙。

官民博弈

官民或者官方与民间，是世界各国都有的分野；它们是和衷共济的一对，还是命中相尅的一双？如果是后者，那么对于民间的复兴，官方就不可能作友善的回应了，该有一番怎样的博弈呢？

此处不可能借鉴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因为中国特色只容许一种民间：绝对臣服的民间。实际情况还要严酷些：几乎不让民间存在！你可曾听说，有什么民间舆论、民间利益、民间代表、民间思想家、民间势力……？对于民间的数千年的统治，培植了官方非同寻常的警惕与防范心理，民间的任何富有主动性的表现都会成为危险信号，“民间的复兴”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信号，能不引起官方的高度戒备？民间的复兴，是否恰恰意味着官方的危机呢？

但公正的观察毕竟可以断言：官方不免过虑了！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之外，民间对于官方的忠诚实在无懈可击。本文所提到的每一项民间复兴，实际上都符合官方利益；特别，有助于实现今日官方所主张的“伟大民族复兴”。

官方不可能不知道，民间有一项最大的弱势：它没有组织，没有主体意识——从根本上说，民间的所作所为都是无意识的。无意识的民间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复兴来与官方作有意识的博弈。因此，官方理应高枕无忧。

然而，事情的蹊跷就在于，无意识既是民间的弱势，但很可能成为民间的最大优势！民间的复兴既然是一种无意识的渐进过程，民间就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复兴将让民间拥有愈来愈雄厚的资源，让官方感受到日益迫近的压力。例如，根本无意触怒官方的民间，因为财大气粗而不能不激发官方的反应，于是就有了孙大午马云之流的认怂、被罚、服软。岂不是一场1:0的博弈！只是，好戏还在后头！博弈并没有到此止步，下半场的结局如何，却没有人能够预知，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