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坏之人
今天，东西方人士几乎一致惊呼：世风日下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至少难以拒绝如下两个结论之一：其一，目下的道德状况已经很差，最坏之人就出现在当下！其二，道德滑坡的势头不可逆转，今后的世界更可能出现最坏之人。总之，与最坏之人共度时日，是绝难避免了。今日或未来的世界，真会如此不堪吗？
世人评价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学者们有许多基于现代科学方法——主要是统计社会学的方法——的观察。其实，哪里一定得用什么统计学，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更偏重描述性而非计量性——亦足以说明问题，因而可作为国民道德素质评价的重要参照。下面选取影响最大、广为人知的三种评价以作说明。
欧洲启蒙时代学者评价——在两三百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欧洲还是一片黑暗，实际上等于不存在。与此相反，那时的欧洲精英颇关注中国，对这个甚具神秘性的东方大国已有一定了解，其信息来源主要是来华的传教士与商人，当然也免不了一些道听途说。最著名的那些启蒙学者，例如孟德斯鸠、伏尔泰、霍尔巴德、爱尔维修等人，都对中国人作过一些评价，对欧洲的“中国观”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中伏尔泰的评价比较正面，伏氏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国迷。与之相反，孟德斯鸠的评价偏于负面。孟氏认为中国人趋向奴性，以孝悌为主的伦理观念根深蒂固，人道观念欠缺；“君主集宗教与世俗权力于一身，动辄剥夺任何人生命，人民生活在极度恐怖中”。中国人自己恐怕难以否定，这正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兰德公司报告——以一家公司的报告来判定中国的国民道德素质不免有偏颇之嫌。但兰德公司是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其研究成果具有广泛声誉与高度权威性，对它的评价显然不可等闲视之。下面摘引的话有点刺耳，不妨姑妄听之，以备参照。
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在中国人情高于法律，导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与法律不公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为中国人的传统。在中国，政治斗争罕见残酷而无情，政治斗争让一代一代中国人失去人性……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生活的意义……“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成为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类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性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与文化中。
柏杨的评价——柏杨所著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在1980年代传入大陆，曾产生轰动效应。柏杨并非看到那么多阴暗面的唯一学者，只是别人不愿意写出来罢了。其实，在柏杨的书中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材料，那些琐碎事例无人不知、司空见惯，只是他人不及柏杨那样感慨良深、捶胸顿足罢了。诸如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旁若无人、将臭鞋放在过道上、为细微末节之事争吵不休等等，或许柏杨还说得太温和了，实际情况恐怕过之无不及。柏杨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系统地、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至少使社会为之一震，引起人们的思考。
上述三种评价的倾向都十分清楚，就不必我来评论了。
礼仪之邦
呼啦啦地灌入这许多负面评价之后，即使心有定见的成熟之人，都会不免彷徨起来：我们还是那个令人无限自豪的礼仪之邦吗？
没错，就是这个让人生发无限豪情的词儿：礼仪之邦！就是在全世界，这也是无人公然反对的啊。真的，我们还能够说，今天是礼仪之邦吗？这实在值得每个现代中国人三复斯言，而且，要在稠人广众之中大声喊出！但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做；即使做了，也不会有什么回应！并非因为难为情，而是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一个国民道德形象如此之差的国度，仍然要坚称礼仪之邦，这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将有多大！这不是明显的荒谬吗？
然而，我就要告诉你：这一点也不荒谬！就是有一千个柏杨的书摆在案头，我仍然要说：我们就是礼仪之邦！关键在于，大多数人都错判“礼仪之邦”这四个字了。
“礼仪之邦”这一说法出于上古时代。你不妨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时，人类还刚刚走出草莽山林，大多数人都粗野蒙昧，只有最先进的一部分人开始组织社会，制定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礼仪”。这些礼仪一旦获得大多数成员的认可并被普遍遵守，就成为一种有强大约束力、一种如同天理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最初的文明规范。然而，那时礼仪并非“广被四海”，它仅仅覆盖已经高度开发的中原地区，并不遍及四周更原始的群落。这样，在古代人的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对照：华夏人与蛮夷、礼仪之士与草野之人。
所谓“礼仪之邦”，不过是华夏民族在蛮夷面前的一种自我评价。
这种自我评价，除了强调华夏人的文明程度高出蛮夷之外，别无他意。在这个意义上，“礼仪之邦”货真价实，当之无愧！至于在华夏族内部，“礼仪”是否正当合理，是否得到完全遵守，是否造成了一块道德乐土，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些并不当然地涵盖在“礼仪之邦”四字之中。进一步不妨说：
“礼仪之邦”只是对“华夏优于蛮夷”的肯定，并非对现实道德状态的充分肯定！
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圣人们都认为“道德沦丧”的年代，即使在“天下熙熙”的列国年代，至少华夏族居住的中原地区，就理所当然地是“礼仪之邦”了，并因此而区别于外围那些被蛮夷占据的草野之地。可见，“礼仪之邦”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评价，还不如说是一种身份肯定，或者一种族群区分、一种文化上的分野。
明乎此，你就不要再为“礼仪之邦”而飘飘然、而热泪盈眶了。
既然“礼仪之邦”也可以“道德沦丧”， 那么，曾经萦绕于心、乃至难以自拔的那个荒谬矛盾何在呢？不要再到“礼仪之邦”之类的辉煌名称中去寻找对今日道德面貌的自我评价了，那说明不了什么！
古风犹存
你或许觉得上述说法不免过甚其辞，现在，就来做一点修正。
真的，我并不认为事情糟糕透顶：礼仪之邦已经道德沦丧了！
还是回到历史，回到孔夫子认定“郁郁乎文哉”的那个时代。无论一个时代的道德状况如何，只要它不处在剧烈的变动中，就不会有人想到要去对它的道德水平作什么评价。但一旦其道德处在某种“滑坡”过程中，人们就不免感慨系之：这个社会原来很好啊，怎么就突然开始变坏！原来视为平常因而不加注意的一切，忽然备感珍贵了；觉得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一切，都比现存的东西更好！这就是人心的吊诡之处，世界各文明民族莫不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有强烈的怀古之风；各个古老民族都感叹那个光辉的过去已经逝去，都叹息古风不再！当然，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更不例外。
这样，“礼仪之邦”是实是虚的问题，就变得微妙起来。在骄傲地站立于蛮夷之前的上古华夏人看来，“礼仪之邦”当然是实，而且正是华夏族的骄傲。而在“道德沦丧”中的人看来，现实中的“礼仪之邦”已经不再真实，但历史记忆中的那个“礼仪之邦”不仅真实，而且更加真实！因此，人们的强烈愿望，就是恢复那个光辉灿烂的古代“礼仪之邦”！这样，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或者道德规范，“礼仪之邦”就有了路标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礼仪之邦”当然是一种很实在的东西。
一旦给自己确立了路标，人们所追求的就不再是某个有明确内涵的东西，而仅仅是某种时代或者参照。人们只是觉得光辉都在古代，而黑暗全留在当下，希望就在于回到古代。人们并不指望什么进步，需要的只是回归，只要能回到过去就好。如果也称颂当代，不过是对它维护传统的称颂；对当世的最高评价就是：古风犹存！这样，
古风犹存的社会，成了最好的社会！
“古风犹存”的反面无疑是“古风不再”。这就有了平行的结论：
古风不再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今天的社会，大概算不上古风犹存。今天的年轻人时刻向往的，恰恰是与古风毫不沾边的新潮，越新潮越好！至于“新新人类”，则早已是另一个物种了，他们早该移民去外星球！在这样一个时代，侃侃而谈“古风犹存”，一定会使赶新潮者备感怪异。
最坏之人
上面的分析所用的逻辑似乎有点不妙：世风日下的现实，促使人们去回顾古代世界那礼仪之邦的辉煌，进而思考今天究竟是古风犹存还是古风不再。如果真是古风不再，那么，今日社会必定豢养了许多“坏人”，其中或许就有令人恐怖的“最坏之人”！
这样一来，探究“坏人”或者“最坏之人”的踪迹，就成了一个古今问题。对礼仪之邦的推崇促使人们去怀古，而现代人多半不看好什么怀古之风；以复兴古风来防范坏人，就成了问题。这岂不引向某种古今冲突？
对此，我持根本的怀疑！不要吃惊——对于“什么是坏人”这种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真的弄清楚了吗？
不妨看看今天的现实。如果某个官员落马了，进入大牢之后发现自己竟然与流氓犯、盗窃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十分沮丧，哀叹自己革命几十年，竟落得与坏人一样的下场！他们当然觉得自己仍然有别于坏人。你真的觉得周永康们有点冤吗？
这就真的成了问题：周永康是坏人吗？徐才厚是坏人吗？如何区别罪犯与坏人呢？“最坏之人”是已被处决的杀人犯夏俊峰（原为沈阳小贩），还是依然活着的周永康？至少在民间，恐怕大多数人不会认为夏俊峰是最坏之人，或许有更多的人认为周永康才是最坏之人！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贪官、最大贪官的国家，却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最坏之人”，你不觉得这有一点不对劲吗？
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对于思想、政治、法律、道德这些意义各异的概念——在今天的大中小学中它们都被所谓思政课囊括了——根本不作任何区分，以致造成彻底混乱。就是在学者中，“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之类的说辞也随口而出，根本不觉得这种无知混淆有辱斯文！思想与政治、思想与道德等等，能够混为一谈吗？
思想涉及是非问题；政治涉及党派立场问题；法律涉及罪与非罪问题——严格说来以上领域都不涉道德判断。唯有道德才能区分好人与坏人！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却将一个纯属道德领域的范畴滥用到所有领域，尤其是用到思想、政治、法律领域去了。有非官方思想——坏人；有可疑政治倾向——坏人；触犯法律——坏人！所有这一切，每天都在灌输给所有人，包括幼童！在这样的氛围中，怎能指望人们去清晰理性地思考？怎能指望人们对事物有客观理性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去考虑什么“最坏之人”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所说的“最坏之人”，究竟是最坏的思想犯、最坏的政治犯、最坏的杀人犯，还是丧尽天良的道德上最坏的人？这些都根本无法比较。在我看来，事情当然没有任何疑义：
唯有丧尽天良的道德意义上的坏人，才是最坏之人！
但那些坐而论道的高深理论家，显然不会这样看，奈何？
真遗憾，“最坏之人”这一题目，因无确定结果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