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金融创新就是与民争利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贪污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
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仁宗朝的事情，就让我们从范仲淹说起。
庆历三年（1043 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
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北宋疆域远不若汉唐辽阔，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经这样评价仁宗庆历新政之前的朝局（当然，这句话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并非褒义）：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兴劳役，不曾杀掉一名罪犯，朝廷宁可耗费钱财送给契丹、党项，也不愿意妄动刀兵。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
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
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范仲淹在挑选各路监司的时候，经常对着官员名册看，看到不顺眼的名字（所谓“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笔勾掉。
看到这种情况，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枢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这一笔不知有多少人会为此哭泣。
范仲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那么，范仲淹究竟用了什么人呢？
答：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的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第二条，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
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 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 7.5 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
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国的纸币——“盐钞”。
与官交子相比，盐钞以足额食盐作为准备，获得盐钞的人可以在全国兑换食盐。商人很快发现，盐钞不仅可以兑换食盐，还可以作为市场上的交换凭证；同时，官交子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益州、西北诸路，盐钞却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无阻。
此后，盐钞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种新纸币。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过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四十二万贯，已经是澶渊之盟岁币的 40%，这些钱全部来自陕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太祖遗命！还自鸣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产业创新才是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 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 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