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无管道工？

曾看到一则报道：某个剑桥教授，经不起高薪的诱惑，改行干管道工去了。这或许是一件不足道的小事，居然被当作耸动一时的新闻，足见在世人看来，教授与管道工的社会角色，似乎难以交换。不过，更有意义的是另一个问题：今天的社会能够没有管道工吗？

职业吸引力

在世间三百六十行中，我不敢说，管道工处于无足轻重的位置。更一般地，我甚至不能说，人们据以区分职业高下的标准，是否清晰且众所认同。人们看重的是收入、工作负荷、体面形象还是职业趣味？既然有教授愿意改行当管道工，想必管道工行业有其非同寻常的吸引力，至少在一些人看来并不下于教授。

究竟情况如何，我无意寻根究底，那不是本文兴趣之所在。我的兴趣在于：
A.社会如何形成对于一个职业的吸引力？
B.职业吸引力的高低分化是可接受的吗？
C.高端职业与低端职业的划分在固化还是存在流动性？
D.值得期待什么样的社会生态？

我不想被人讥为轻率制造新名词。但我还是毫不怀疑，职业吸引力，是上帝也无力左右的社会指标。

刘少奇算不了上帝，但在文革前夕的中国，也算一个说一不二的大人物。不知何故他突发奇想，竟然在接见大粪工人时传祥时表示：国家主席与大粪工人是平等的！“大粪工”的身价会因此而大涨、以致争当大粪工的求职者立即排成长队吗？这样的事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发生！

“掏大粪”在哪朝哪代都会被视为低贱职业；无论耶稣如何善心绝顶，我坚信他在复活之后也不会去当大粪工，或者亿万教徒绝不会让他去干这一行，无论妙笔生花的中国理论家如何鼓吹大粪工的贡献巨大与不可缺少都没用。

为了社会的有效运转，三百六十行中的任何一行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只是一个常识，近于废话。至于一个职业是否多少有些吸引力，就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粪工或许至贱，但对于当年的中国农民来说，一个稳拿国家工资的工作，无论如何低贱，并非毫无吸引力。

可见，一个职业对求职者的吸引力是因人而异的。因此，职业吸引力是一个变量。但在一定的年代与一定的地域，特定职业的吸引力的均值（由现代数学方法决定的加权平均，此不详），却是一个不因人而异的客观指标，它正是我们所称的职业吸引力。

它的具体数值，可依据劳动市场的统计数据精确测定；例如，某一职业成功求职者的比例，就是该职业吸引力的一个可靠量度。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录取率都低至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公务员吸引力如何，谁还有疑问？

对于职业吸引力的形成，职业的收益、声誉、劳动条件等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至于求职者如何评价这些因素，并在综合权衡中如何神奇地归纳出吸引力指标，是一个微妙的微观社会学问题，其细节是人力资源部门考察的对象，不在我们的关注之内。

高端与低端

并不特别浪漫的刘少奇，在大跃进年代描绘共产主义远景时，竟然心血来潮，大谈未来大同世界的奇迹：一个人可以上午当国家主席，下午去做汽车司机！此时他还没有太放纵想象力，没说国家主席也可以去当大粪工。

今天，这些说法不过聊博一笑而已。但是，这仍然启示出一个问题：职业有高端与低端之分。唯一让人存疑的是：国家主席算一种职业吗？至少，人们大概不会怀疑，总统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职业。职业可以贵至国家主席，贱至大粪工，如此分化不可谓不天悬地隔，它是可接受的吗？

初入草堂的梁山兄弟，无不信誓旦旦，宣称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但一旦座次排定之后，宋江与时迁就不便勾腰搭背、称兄道弟了。无论时迁辈如何怅然若失，客观的论者恐怕不能不承认：倘若没有分明的座次、明确的职务分工、权威的指挥系统，梁山的事业也不会有其鼎盛时的那种光景。以这一类的理由为高低职业分化辩护，其功利主义的意味或许太浓，但不能说全无道理。

或许，就吸引力而言的职业两极分化，根本不需要辩护，因为它不是任何个人或者人群自觉策划的结果，而纯粹是某个自然的社会选择过程的产物。无论你接受还是拒斥，也无论你喜欢还是厌弃，都无法凭一己之力去改变它。

或许，对于一百个人争抢一个公务员岗位，你深恶痛绝；但这并不排除你全力以赴去报名备考。在这个意义上，接受高端与低端职业并存的局面，并无不妥，至少是你别无选择。无论人类文明如何进步，也无论普遍平等的观念如何深入人心，仍然将永远存在或高或低的职业。消除国家主席与汽车司机（或大粪工）的差别的那种“刘少奇理想”，或许将永远是一个梦。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当下职业的高低端划分，个人有承认其公平性的道德义务。即使全社会都奔向某个职业，你仍然有权保留自己对该职业的独立评价，保留你的高傲的鄙视！

过度高估某些职业的那种不公平，源于现行制度设计给予这些职业太多的好处。职业分化为不同层次这种格局固然千古不易，但某个特定职业的层次并非绝对不可改变。当然，只有威权社会中的身居要津者，才具有修正或调整职业层次的力量。例如如马克思所言，律师、医生、教授等都是素被崇尚的职业，但自从被毛打成“臭老九”之后，这些高端职业就变成了低端职业；1980年代之后，它们又被总设计师提升为高端职业了。

固化与流动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不过是一句戏言，岂能当真！不过，它倒是道出了一些豪俊之士的肺腑之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如果某个英才只因命运不济而沦落市井，却目睹某个白痴身居高位，其不平之心能不气冲霄汉！

如果说，职业有高端低端之分，这件事本身或许尚可接受，那么，“劣者居上游，优者落末流”，却无公平可言。这种不公平如何得以消除？陈胜吴广的方法基于原始本能，足以让一部分草根快意万分，但历史已经证明其效果不佳。现代文明社会演化出来的方法是：职业流动！流动的反面就是固化：将军不仅终身为将军，儿孙也要当将军；农夫只能终身务农，而且多半子承父业。

如此看来，最大的不公平，并不是职业上的等级分化，而是职业的固化。国人似乎愤恨于职业的高下悬殊，却又毫无怨言地接受职业固化，而且倍加赞赏。

市井中流传着有关演艺世家、医生世家、教师世家等的种种美谈。如果某个家族（著名者如南海梁氏家族，绍兴俞氏家族等）特别显赫，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某某一门有几院士、几教授，让他人羡慕得垂涎欲滴。

几乎没有人细想：如果高端职业被“世家”垄断了，“低端人士”还有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吗？蔡奇们肯定知道，在他们驱赶下无处安身的低端们，已经固化于低端了。

冲破职业固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职业流动。让你流动到皇位上，固然只是一个笑谈；但让身居茅舍的草民，流动到企业家、医生、教授之位，却绝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这种从下至上的流动几乎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周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部分人略显骇异，只是因为在职业固化的社会中浸泡得太久了。当然，也不免有自上至下的反向流动。盛极一时的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在栽倒之后就流动到山沟里种柑橘去了。至于那个自愿改行当管道工的剑桥教授，是否应算“向下流动”，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职业的流动固然无日无之、无处无之，但在不同的社会，流动的幅度与广度却相差悬殊。美国人在一个职业上平均呆不过数年；与如此频繁的职业流动相比，我们这里就只能算职业固化了。

个人是否热衷于职业流动，与其个人偏好、素养、际遇有关；社会是否盛行职业流动，就与社会的结构、机制、风尚有关。如果对职业流动总体取正面评价，那么，社会就应创设种种条件，拆除职业间的种种不合理障碍，让职业的有序流动成为一种常态，让“昨天的教授，甘当今日之管道工”不再成为新闻。

职业流动的加剧，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坏事，更不是什么灾难。毋宁说，较高水平的职业流动，正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二战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战后去大学当了校长；擅长于穿梭外交的政坛明星基辛格，卸下国务卿之后，欣然回归大学讲台。这些在美国并不是什么耸动的新闻。而在我们这里，一个部级高官于幼军“屈尊”做了大学教授，竟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这种反差，大概不足以提升对于我们的文明水平的评价。

社会生态

今天的主要好消息是：一个长久浸泡在职业固化中的社会，职业流动已成不可遏阻之势。但且慢高兴，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我们仍将长久地生活在职业变动近乎停滞的社会中；不同等级职业之间的森严壁垒，仍将长期存在，至少我们在有生之年别指望根本改变。这样，我们将不得不长期面对一个大体稳定的职业构成，它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态的主要体现。

那么，从职业的角度看来，未来的社会生态其面貌将会如何呢？我相信，如下所述是值得首先关注的主要之点。

纺锤形结构 在任何时代高端职业都只是少数。至于低端职业，当下无疑占了很大比例：农夫、泥瓦匠、管道工、修鞋匠、炊事员、保洁员、门卫、保姆……，能开出的清单要多长有多长。

或许，你未必相信，其中许多职业迟早会消失，至少会急剧萎縮。例如，在伦敦街头你能找到修鞋匠吗？看来，不可阻挡的趋势是，大多数低端职业者不久将会改行。主要的理由是，在经济上各方都无利可图，还不说人工智能的介入。

倘认可这种预测，未来社会的职业构成，不是一个纺锤形又是什么呢？更流行的说法是：因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社会将愈来愈呈纺锤形。你不认为，上述的两种纺锤形——职业构成的纺锤形与阶层构成的纺锤形——是高度相关的吗？

进化中的公平 如果承认源于某种自然过程的职业层级的等差分布，那么，今天的职业层次格局，就不存在公平性问题。这是问题的宏观方面。但如果仅仅从宏观上着眼，那就将人类当成蜜蜂社会了。

确实，在蜜蜂的世界里，谁当蜂王，谁当工蜂，确实不存在什么公平问题。但人类毕竟不是蜜蜂，个人更倾向从微观的角度观察，这就使公平的问题突出了。并非每个人都是时传祥，能被刘少奇的几句话安抚住。今天，即使农民工也不乏当老板的冲动，更不说在职场上跃跃欲试的大学毕业生了。这就推动了职业人从下至上流动的强劲潮流，在此潮流中，敏感的公平问题得以稍稍缓解。不要指望什么终极的公平；某种流动的、希望中的公平，或许已能使大多数人安静下来。

低端的状况 低端职业的存在，一如低等阶层——今天更流行的说法是低端人口——的存在，是我们时代的不幸；那些奉行自由、平等、人道理想，志在改造社会的人，对此尤其满怀忧虑与痛苦。与19世纪的救世思想家的判断相反，社会低端的存在并非某个有罪的社会势力的恶意制造，而是人类赖以存活的生存法则支配历史进程的自然结果。

这种一般性的理由，当然不足以评估我们社会中的低端人口，他们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特殊群体。

首先，如所周知，我们的社会市场化水平与职业流动性水平都很低；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你不幸而为打工仔，很难说仅仅是个人能力、品性或勤奋度所致。我绝对相信，亿万打工仔中，必定有许多杰出才俊，只是因为上升通道阻塞而与创业精英、科技专才等等无缘。
对这些人，境遇优渥的“高端”们表现过多少同情呢？

其次，我们社会的福利保障机制只是聊胜于无，“低端”们在医保、子女教育、养老等等方面的境况之差，只能用一个“惨”字来表达。至于“低端”们的权利保障、人格尊严、户口归属、居住选择等方面的状况如何，蔡奇们——或许在无意中——已向全世界展示得淋漓尽致，不需要再作任何解释与补充了。

有鉴于此，做了管道工的前剑桥教授，无论如何要深自庆幸，他在管道工任上，完全不必担心北京“低端”们的那种命运降临。“社会能无管道工”，不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社会学结论，而是管道工们据以自豪的自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