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中的国粹

当下，国学的热度有继续大幅上升之势，国粹又变得珍贵无比了。那么，国粹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古文？古诗？三坟五典？五经四书？这些诚可贵，但更有价值的是我们的先人所固有的思维模式，那才是国粹中的国粹啊。

概念

要谈先人的思维模式，岂不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我们能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无形、但最强大、最永久的东西，就是思维模式了，那可是真正的基因啊。如果是这样，那该怎么谈呢，反思自己总是最困难的。

不过，我们都是不孝子孙，读了许多洋书之后，早就不那么纯粹了，既有孔夫子，也夹杂着亚里士多德，成了地地道道的杂种。这样一来，倒增加了一些观察老祖宗的角度。

概念是思维的素材或者构件，当然应成为谈思维的切入点。而恰恰在概念上，我们的老祖宗最不同凡响，有无人能及的把握力。简单说来这就是：对于一样东西，根本无需细说它是什么；即使说了，人们也不会明白它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的先人仅仅凭直觉就全然悟到了那就是什么，尽管他人依然不知道，先人将那物到底悟成了什么。你看此中的奥妙该有多玄！这岂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所能领悟的！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古书中无处不在的道，你何曾见过古人对道的定义？古人根本就不需要“定义”之类的西洋摆设。一些自作聪明的现代人，居然将道诠释成“道路”一类的东西，岂非妄揣古人之意？古人的深意哪能那样容易窥见！确实，我与大多数现代人一样，至今都不明白道到底是什么，但我相信古人肯定悟到了道是什么，而我们就是不明白：古人所悟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种尴尬局面，还不知道得维持多久，就别焦躁了吧。其实，你完全可以自我作古，声称自己已经悟到了，但秘而不宣，不值得与俗人言啊。

如果你真正悟到了道——我自己多半没有这种缘分——就不难悟到所有类似的东西，诸如天、理、性、气、阴、阳、元、命、心、禅、机……。一旦有了这种悟性，即使面对任何高人，也不妨与之竞谈终日，一无挂碍，那不过是彼此捉迷藏而已。你尽可以说“高见高见！”“妙哉妙哉！”，反正大家都不知所云。就是那个令无数人倾倒的惠能法师，岂真成佛了？人家一字不识尚且应付自如，满腹经纶的人怎么反而会不能举步呢？

只是依然会有难处。像理、性、命之类，本来就无形无影，即使以玄就玄，总搪塞得过去。但对于亦隐亦显、似无形实有形的东西，就不免为难了。最典型的莫过于古今第一要素的气。你倒说说，老庄所说的气、理学家所说的气、气功师所说的气与中医师所说的气是一回事吗？在哲学家眼中，作为宇宙本原的气，无影无形，肯定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气功师眼中，气就成了一种如同体液一样的有形之物，在功夫的运作之下，在体内周行不息，载物载功；而且能够言之凿凿地告诉你：气已经到了身体的哪个部位：脚底、腹部、头顶……。当然，他不会让你去请来物理学家，用现代仪器将气测出来。

古人精于世道，无论出现什么难以说通的情况，也会及时打住，总归彼此相安无事，绝不致出现什么尴尬局面，因为每个人都不能也不愿求甚解。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现代科学家与国学家也能在一起谈心论性！科学家说宇宙，国学家应以天；科学家说元素，国学家应以元；科学家说能量，国学家应以力；科学家说基因，国学家应以因……。他们是否真正互相理解了，旁观者不得而知。最后显得学力不逮的肯定是科学家：任何科学家都所知有限，而国学家则是无所不知！

至于我，则宁愿以粗人之心度高人之腹：古人频频使用的那些概念，远不是国学家要人们相信的那样，具有多少精微的意义。那些东西出自遥远的蒙昧年代、甚至洪荒年代，那时人们对宇宙的认知极其粗浅，多半充满谬误。例如，在古人看来，金木水火土已经穷尽了宇宙间万事万物，这是在人类社会的黎明期，先人们对复杂世界的一个不得已的简化。如果知道元素周期表的现代人，依然认为金木水火土是不可突破的最高智慧，那就只能是自曝浅陋了。你怎么能说清楚，古人所说的水，究竟包括哪些呢？也包括了石油吗？

古人满足于不求甚解，我们当然不必议其短长。但明明生活在21世纪，衣食住行都享受着种种现代文明成就，却认定就是古人最高明，岂非怪事？经常在最现代化的场所听到有人振振有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开山祖之一的张载的这句名言，让多少人倾倒，被多少人挂在显要处，但就是没有人问一句：“如何替天地立心？”此时，就不妨告诉你胡适的那番议论：“啥叫为天地立心啊，你解释给我听。不要说自己都不理解的话！”张载在他的时代不妨说说大话，让人不知所云，现代人怎么还能奉为至宝呢？

论证

论证当然是思维的最重要的“操作”，说它是思维的灵魂，亦不过分。我们的先人，当然不会用“论证”这样的现代字眼；但因此而断言古人不会论证，那也言之过甚。不过，古人确实不像现代人那样清晰：任何结论都是需要证明的。古人也确实不加证明地随意使用一些结论，并非它们都不证自明，而是古人在无意中根本就舍弃了证明这一环节。不幸的是，这种思维习惯也被一些现代人继承下来了。你一定听到过如下断言：

世界大战是一定要打起来的。
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
读书少的人总是胜过读书多的人。
一万年以后还有左中右。

我不敢贸然断言这些结论不对，只是依据现代人公认的原则，这些都是需要证明的，就如同任何其他结论也需要证明一样。当然，这不意味着需要用某个固定的、统一的模式的来证明。但不证明而下结论，就等于无证据而判案一样，是不能被现代人接受的。

古人毫不在意地使用未经证明的结论，就更不必说了。例如：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心之官则思。

或许古人认定自己得到上天启示；或许古人自信应当如此；或许古人认为经验足以证明。古人作如是想，可以理解；但这些却不能成为现代人拒绝证明的理由。

如果说，在多数情况下还不至于全无论证，无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明显的或隐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那么，在论证中出现逻辑缺陷或错误，则是更常见的。最常见的逻辑缺陷是违背基本的逻辑规则。

同一律 在论证或表述过程中改变概念或命题，绝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概念本身不清晰、字面上的轻微改变常常导致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复杂表述中的概念偷换容易被忽略等等，都是违背同一律的常见原因。例如，“义和团扶清灭洋，是爱国行动”，就是很成问题的推理。且不说“灭洋”如何爱国，“扶清”怎么就爱国了？前面的“清”与后面的“国”是一回事吗？“清”不过是清政府而已，而“国”当然应指中国。在晚清年代，清政府已经成为祸国政府，爱国者应当“灭清”才对，怎能“扶清”成了爱国呢？

矛盾律 论证或表述中不能出现矛盾，看似常识，但实际上常被违反，以致陷入十分荒唐的境地。文革发明的“走资派”一词就是十足的荒唐。走资派的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走资本主义道路”又“当权”，像刘少奇这样的大人物实际上当了全国之权，岂不意味着中国已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怎么还能称“社会主义中国”呢？“走资派”一词也违背同一律：“派”指一群人，是一个集合名词，用在刘少奇这一个人身上，就等于将个人当作派了；刘少奇至多算一个“走资分子”罢了。

此外，像“民主专政”、“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等等，都是明显违背矛盾律的例子。

排中律 用形式化的语言来说，矛盾律就是“A与非A不能都真”；排中律就是“A与非A不能都假”。1957年反右时，不少人因“反苏”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其中最著名者大概是前“云南王”龙云。所谓反苏，不过是对苏联搞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有意见而已。没多久中国就开始批判苏修，批判内容之一恰恰就是龙云们的那些“右派言论”所指。但龙云们的右派还是右派，逻辑就是“不能用苏修错来证明右派反苏对”；这就意味着“苏修对”与“右派对”都不成立——典型地违背排中律！

今天一些人一方面承认金氏政权的荒诞暴虐，同时又肯定保护金氏生存的朝鲜战争，在逻辑上显然也是违背排中律的。只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才不会跟你谈逻辑。

理由充足律 要证明某个结论，可能有完全的证据，这叫做理由充足；也可能没有一点证据，那就是无稽之谈。只要证据不完全，就违背了理由充足律。这种推理之无效，是各个领域应信守的准则，在司法领域尤其如此。

不过，实际上违背理由充足律者比比皆是，而理由充足反而是罕见的例外。例如：要证明某个医疗方法有效，举一千个成功的例子理由也不充分；以近年的气候异常说明全球气候将长期变暖，理由不充分，等等。至于说“南街村的成功证明集体经济优越”、“伊拉克的失败说明民主行不通”、“中国有8亿人，不斗行吗？”岂止理由不充分，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南街村负债累累，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伊拉克已经发生巨大的积极变化，只是有人不愿意让你知道而已；无论中国有多少人，显然都不是要内斗的理由。上述说法之荒谬，就不必多说了。

知识

知识也不能不与思维模式有关。至少有三种思维惰性妨碍了知识的增进与更新：

自我设限 我们的先人将自己的视线管束得有多严，看看历代士大夫的阅读范围就知道了。你会说，读书破万卷啊，岂不宽广至极？但那都未越出孔夫子所定的界线，士人们岂不知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能读的只能是圣人之书，或者不违圣人之教的书；超出此范围的书，其内容自然就不属知识了。首先，自然界的知识不在历代士人的关注范围内，因为没有哪个圣人关注这些东西，况且那也无益于功名。能关注生理学、解剖学的知识吗？非礼勿视啊。能关注经济学的知识吗？君子不言财货啊。能探讨天文地理吗？圣人没说过的东西，贸然涉足岂不犯忌？今天，这些限制固然没有了，但将兴趣限制在前人设定的范围内的这种心理习惯，还是保留下来了。

真伪混杂 传统文化所积累的知识库或许也够庞大了，但那是一个巨大的“奥斯亚吉牛圈”，不是30年，而是三千年没打扫过了，其混杂的程度可想而知。对此先人们早有痛切之感，否则怎么会那样强烈主张“整理国故”呢？清代士人热衷于整理国故，一直受到强烈批评；但真的多亏他们的工作，使得古典学术稍有条理。20世纪是接受新知识的世纪，整理国故当然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国故”要么废弃要么全盘留下。国故中的伪知识有多少，似乎不容国学之外的人置言，但肯定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今天，不少不乏才具的年轻人在古代秘籍、预言书、易学秘传上下功夫，那里真的有一个满是珍品的新世界有待揭秘吗？

故纸崇拜 文革中烧了那么多古书旧书，倘说今天人们崇拜“故纸”，似乎不近情理。确实，每一页故纸都不应烧掉，但质疑其中的一切，却是每个人的权利。文革烧毁文物无数，就是没有烧掉“不许质疑”的悠久传统，实际上更加强了。“故纸堆”每天都在增高，今天的新作就是明天的故纸。如果盲目崇拜任何故纸，我们的后代就别指望什么真知了。要不了多少年，仅仅是一个“长征”，所积累的文献或许就不下于一部《二十四史》，后人哪还有时间、精力去甄别其中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