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谎言
有一样东西铁定是坏东西，世人最无争议，它就是谎言。真的，你可听说谁赞美谎言来着？但具体说到哪些是谎言，世人就难有共识了。如果说到“千年谎言”，即自古迄今一致公认的谎言，那就更难寻了。我却实实在在地发现了一件，不妨让你见识一下，它就是“皇恩浩荡”！你听说过谁赞颂皇恩浩荡吗？当然有，历代臣子在君主之前都是这样，就是惨遭诛杀的臣子，在引颈受戮之际，亦是如此。但在感恩戴德的臣子心中，“皇恩浩荡”究竟有几分真实性呢？你不认为，它就是一句地道的谎言、而且就是千年谎言吗？
先王之德
说“皇恩浩荡是千年谎言”，岂不是对历代君王的不敬？这就不能不看看君王的恩德如何。
现代人已不易想象，什么人竟然受到“皇恩浩荡”这种欢呼。如果仅仅顾名思义，倒也简单：这都不过是宫廷的传统礼仪罢了。但到了“皇恩浩荡”这种地步，那个心安理得地领受这种超级谄谀的皇帝老儿，也该恩德如山了吧？
这种传统已经扎扎实实地延续了几千年，乃至不再有人还记得它始于何时。我宁愿设想，古代君王就是德行崇高；在万民面前，就是如山如海；就是有资格接受顶礼膜拜。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有延续数千年的对君王之无条件服从与称颂呢？
然而，这终究不过是设想而已。今天，无论科学如何高扬，对远古社会的认知仍然主要满足于想象，因为人们手头恰恰缺少最需要的文字资料。即使成天紧盯地下，也收获甚微。就是“三皇五帝”，谁知道那不纯粹出于想象呢？
文献资料的密集出现，已经到了孔夫子时代。正是孔夫子开始频繁地称颂“先王之德”。今天，已经无法确知，孔夫子究竟依据什么史料来高评那些先王。他是仅凭想象还是有所依据，这一点不再有什么重要性。对于那个晦暗朦胧的“先王时代”的任何描述，现代人就干脆相信也罢，尽管自古迄今的理由仅仅是：传说如此！超出传说之外，即使最博学的古史学者，也不太可能成竹在胸。
今天，每年都有官方主持的公祭“炎黄先祖”。在黄帝陵前跪倒的那一大片，无疑都是虔诚的炎黄子孙。然而，他们对于“炎黄”的崇拜，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信仰而已，与“犹太人信仰亚伯拉罕”不会有太多差别。如果要建炎黄的庙宇，那么加于炎黄塑像的，一定是皇冠帝袍，而不是儒冠儒服。历史已经赋予古人一种本能：不假思索地将后世对帝王的尊崇，加之于所有先祖。既然如此，人们怎么会排斥“先王之德”呢？干脆，就让我们接受一条公理吧：
先王之德来自传统对后人的馈赠！
那么真实性呢？这种问题就留给老学究吧。
帝王之资
坦率地说，对于每年黄帝陵前的喧嚣，我不免有几分疑惑：西装革履的现代人拜倒一地，何苦来着？对于自己多半难以置信的物事，怎么能够倒地便拜呢？
我当然知道，大多数人比我世故得多，不会天真地冒出这种傻问题。稍有历史洞察力的人都会知道：需要后世祭奠膜拜的并非远古先王，而是后世帝王。对于皇权的崇拜，基于十分现实的利益考量，而多半不是基于什么宗教或道德传统。
敢于发明皇帝尊号的秦始皇，比所有帝王都更精明，他明白地知道：帝王的尊严来自其现实的无上权力，而不是来自对先王的继承。“皇帝”称号本身就包含了对先王的某种失敬。但秦始皇不免走得太远了，他完全不必直截了当地驾凌于先王之上，这样做势必冒犯众多的先王崇拜者，尤其是冒犯了已经人多势众的儒家人士。秦始皇之后的帝王就老练圆滑得多，他们给皇权披上尊崇先王的儒学外衣，这样丝毫不会降低帝王的尊崇，又不致对强大的传统失敬。况且，对传统的尊崇不过是一种例行宣示，这于帝王们毫发无损。
这样，在儒家的帮助下，后世王朝完成了自己的“皇权崇拜体系”，那是文明史上一种最完备、最精致、最强势、因而也是最虚伪的崇拜体系，它所具有的那种如泰山般压倒一切的力量，至今都让人不寒而栗！要体验一下那种恐怖力量，只要去观摩某场古装戏，看看皇帝出场的场面，那是从西方戏剧中体会不到的。你能感觉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哈姆雷特有什么吓人威严吗？
如果说，中国的皇权崇拜体系还有什么优点，那就是：中国帝王的神圣性来自于“帝德”。而帝德则是一种复合体，它一半来自于传统，也就是历史的惯性；一半来自于现实德行。前者相当于一种“神性”，乃是上天赋予，不可能从现实修炼中获取；后者则属于“人性”，它离不开现实的修为。所谓“帝王之资”，就是上述的神性与人性的某种综合。可见，至少在公开宣示上，帝王德行是重要的，帝王们并非可以为所欲为。这就多少对帝王有所约束。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数千年的王朝史还不至于黑暗无边。
这就表明，皇权崇拜基于“天赋神权”与某种“帝王德范”，前者是非理性的，而后者则需要帝王在道德上有某种模范表现。中国历代的宫廷教育都包含一定的道德训练，不能不说是东方文化中一个值得肯定的因素。至于其实际效果，则不妨“信则灵”罢。
江河日下
王朝政治的真实状况如何，在辛亥之后就不再有直接的观察机会了。不过，依据古代文献以及一定的常识判断，仍然可以得出某些或多或少可信的结论。
王朝政治的轴心，无疑是君臣之间的互动。中国历史悠久，几千年间代有变化，前后差距想必不小，忽略这种差别造成的误判可想而知。此处我的结论当然依据自己的判断，无论我抱有多大信心，都不能指望完全的可信度。我并不过分关注某个特殊时点的状况，而宁可更注意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
我的第一个基本结论是：
中国历史大体上处于下行状态：君臣关系持续恶化。
这一结论显然不能从一时一事得到证实，但长期趋势应当并无误判。在上古乃至中古早期，总的来说君臣之间保持某种通融的相互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甚至接近于平等交往。从史籍中看到，先秦时代君臣之间的其乐融融、魏晋时代君臣之间的频繁交往、宋代君臣之间的诗文唱和，都给现代人留下了富有诗意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如果你有机会进行某种时空穿越，将朱元璋对待臣下的某些故事，在唐宋时代的宫廷讲述，很可能会使听者难以置信。如果某个古人足够长寿，有机会目睹帝王们愈来愈升入云端、贱视臣下，乃至刀斧相加，不假颜色，岂不会哀叹世道递嬗，江河日下！
如果上述结论可信，那么就不能不认可相关的如下结论：
在王朝时代，文明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步！
这当然令人沮丧，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与以上结论有关，下一个结论也值得注意：
蒙古入侵划分了中国史：之前的文明与之后的野蛮恰成对照！
如果结合“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一名言，那么，“蒙古征服中国”之恐怖，就更鲜明、更清晰了。
不妨重点对照一下宋明两朝，它们分别在蒙元之前与蒙元之后。宋朝的最大一项德政是“不杀文臣”。这是打天下的武人赵匡胤亲自定下的规矩。赵宋一朝君臣之融洽，就是今天也难以想象。北宋的大臣在宫廷中与皇帝公开争论，甚至不免疾言厉色；一个大臣说话时太激动，将口水溅到了宋仁宗脸上，皇帝不过是以袍察脸而已。
而与此相反，明朝皇帝不仅没有这种雅量，甚至在朝堂上对大臣“脱下裤子打屁股”，这种骇世奇观就更不必说了。明朝的野蛮政治似乎直接源于朱元璋的毫无教养与怪诞理念，但其深层原因，则不能不追溯到蒙古人近一百年的野蛮统治。
明白了这一点，你还能盲目地崇拜成吉思汗吗？
如果认可本节的分析，那么就大致可以说，在文明史的近一半时间内，帝王们并不善待为之效犬马之劳的臣下。对于这样的帝王，臣子们值得欢呼“皇恩浩荡”吗？我相信，一定会有醒悟之人，面对“皇恩浩荡”的陈词滥调，内心迸发出“恩尽义绝”的呼号！
必要的谎言？
既然在常见的情况下根本没有“皇恩浩荡”这回事，那么，在数千年的煌煌典籍中记录的“皇恩浩荡”，就是一句地道的谎言。人类制造谎言无数，在任何公私文献中遇到谎言都不足为怪。但是方才提到的这一谎言却不寻常，它似乎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在那些盛行宗教的国家，神圣事物多半与宗教有关，例如圣经、圣事、圣歌、圣餐等等。在宗教情怀淡漠的中国，神圣事物主要来自世俗领域，尤其集中于与皇权有关的一切，例如圣上、圣旨、圣心、圣眷、圣躬、圣体等等。正是这种种神圣事物的存在，才使得国人获得了某种接近于宗教的情怀与追求，以使其灵魂有其安放之所。
在王朝时代，天真的人不免想象：凡联系于皇权的一切，具有圣洁、崇高、光明、纯净的品味，可以说是人间极品。本文所说的“皇恩浩荡”当然也应是这类“极品”之一，岂不让人敬畏万分？现在竟然直称其为谎言，就实在匪夷所思了。
这就陷入了一种荒谬的矛盾。解脱之道似乎是：要么断然否认“皇恩浩荡”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这等于更明白地戳穿了这种谎言；要么并不否定“谎言”的指责，但干脆承认这是一种“必要的谎言”！
初看起来，后一说法不免同样匪夷所思；但细想之下却不能不承认，这才是唯一可行的解脱之道。
首先，认可“皇恩浩荡”确有其必要。前面已经强调：与皇权联系在一起的“皇恩”具有神圣性，根本不能进入人们日常思考的范围之内，更不容成为怀疑的对象。臣子之道，永远记住磕头谢恩而已，哪管那恩是实还是虚？如果件件事情都得弄个毫发无误，岂不要与圣上对簿公堂，那岂是为臣之道？
其次，除了磕头谢恩一途，你真的别无选择。如果根本不承认“皇统”这一权威，当然“谢恩”的义务是免除了，但否定“皇统”岂不是反了？如果真的认可“皇统”，那么除了同时认可“皇恩浩荡”之外，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况且，“承认必要的谎言”这种话，也无须明说出来，只是心领罢了，
天下事，大抵如此，该拐弯处且拐弯，执意鲁莽前冲就蹿进死胡同了。这种灵活思维，在中国唤做“中庸之道”，早就进入“国粹”的万宝箱之内的了。
现代版如何？
你可能有一种错觉：前面所述的大部分，放到辛亥之后就没意义了。你是说，辛亥之后不再有“皇恩浩荡”，还是辛亥之后的“皇恩浩荡”不再是谎言？回答十分干脆：两者都不是！但这样一来，“辛亥”这条线岂不毫无用处？这却不全是，辛亥之后的语言毕竟不同了，不然怎么叫改朝换代呢？
首先看文革中的一景。有过文革经历的人肯定记得，那时每个单位都有一个“红角”，大体相当于宗教徒行圣礼的地方，例如穆斯林做祷告之所。一面墙正中是一个大幅领袖像，像的上方是“敬祝万寿无疆”之类的标准祝词；两边则是标准化的对联，通常是“无限忠于”、“无限热爱”之类的表忠誓词。看过这些布置之后，就知道这个庄严肃穆的场所用来干什么了：完全以宗教般的虔诚敬表忠心。
不过，在文革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处是受难者请罪的地方：诚心地向领袖请罪，请求宽恕，并誓言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请罪时的标准用语是：我有罪，罪该万死！对领袖的标准谢辞是：领袖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恩重如山，永生难忘！这些话语或许没有皇恩浩荡那般磅礴，但意思已经表达得完全到位了。
在那段非常岁月的日日夜夜，千千万万的文革受难者，就是这样经历他们的炼狱，寻求“脱胎换骨”的重生之路。其中许多人同时要承受皮肉之苦，不少人不仅未能挽救自己的灵魂，也没救得了自己的生命！受难者中不乏知名人士：社会名流、学界翘楚、政界元老、元帅将军、文化精英、艺术明星……。
如此多的精英人士为争得灾难中的重生，以最谦卑的姿态匍伏在那个杀机四伏的圣坛前，战战兢兢地完成那个规定的仪式，以祈求命运的转折。他们不惜以最卑下的言辞，感谢领袖的挽救之恩！
这是最富有智慧的一群中国人啊，难道他们真的看不明白，眼前的惨剧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真的就没有悟到连不通文墨的人也能看清的事：他们不过是大人物成就伟业的祭品！难道他们还不清楚：让他们感恩戴德、没齿不忘的恩典，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而，他们就是本能地排斥那个直觉，排斥那个已经实在无法掩盖的真实，竭力咽下那句就要冲口而出的话：这全都是谎言！
更标准的说法，岂不就是“皇恩浩荡是谎言”吗？
历史上从没有什么皇恩浩荡，现代领袖更没有什么挽救之恩！那不过是屠夫哄骗被宰羔羊的千年谎言！